漾新聞｜《鐵拳教育》照進現實！韓國強化教權保護　高雄教育界籲台灣從溝通走向法制

教育 2026-07-19 21:56

【漾新聞記者陳雯萍／高雄報導】南韓教育題材戲劇《鐵拳教育》以強烈情節呈現教師遭受惡意投訴、失控家長干預教學及校園秩序崩解等現象，引起亞洲教育界熱議。當戲劇映照現實，南韓也逐步建立教權保護制度與專責協助機制，讓教師面臨家長陳情、法律爭議或校園衝突時，不必再孤立無援。台灣是否也應借鏡南韓，設立制度化、專業化的教權保護單位？高雄教育界認為，台灣已開始推動「溝通先行、法律後援」，但目前措施仍偏向柔性協調，面對惡意濫訴、匿名攻擊及社群媒體公審等極端事件，仍需要更明確的法制、人力與專業支持。

高雄市新上國小校長王彥嵓表示，《鐵拳教育》雖然採用戲劇化手法，部分情節較為強烈，卻真實反映南韓乃至台灣、世界各地教育現場共同面臨的問題，包括家長過度介入、教師專業不受尊重、陳情投訴被無限放大，以及教育人員因行政調查與法律程序承受巨大壓力。

王彥嵓指出，南韓從戲劇引發社會討論，再走向教權保護制度的建構，顯示問題已不再是單一教師與家長間的衝突，而是整體教育治理必須正視的結構性議題。南韓的作法較積極之處，是由官方單位正式成立「教權保護局(團)」，在於透過官方授權，配置正式人員、經費及處理流程，使教師遇到爭議時，有明確窗口可以尋求協助、陪伴，而非任由個別學校或教育人員各自承擔。

他說，台灣並非沒有行動。以高雄市為例，教育局已提出「溝通先行、法律後援」的方向，當學校發生親師衝突、教師遭投訴或校園爭議時，不必一開始就直接進入校事會議及調查程序，而是將輔導、改善、溝通與協調放在前端，盡可能在彼此仍可對話的階段化解歧見；必要時，也會提供一定程度的法律協助。

然而，他認為，現行機制仍處於逐步摸索階段，許多作法較為模糊，尚未像南韓一樣形成清楚的法定制度。若未來要進一步法制化，必須處理專業人員編制、經費來源、案件受理標準、調處程序及法律支援等問題，讓家長、學生、教師與學校都能清楚知道，發生爭議後由誰處理、如何處理，以及權益如何獲得保障。

王彥嵓強調，建立教權保護制度，目的不能只是單方面保護老師，更必須同時保障所有學生的受教權與家長的合理陳情權。過去政府為維護學生權益，已建立校事會議、不適任教師處理及相關申訴制度，但隨著社會快速變化，有些家長在主張孩子權益時，採取高度激烈、比例失衡甚至訴訟施壓的方式，讓教師心灰意冷、校長疲於奔命，長期下來受傷的仍是孩子與教育品質。

他呼籲，台灣可以借鏡南韓經驗，但制度設計前應廣納教師團體、家長團體、教育行政人員及法律專業意見，在教師教學權、學生受教權與家長參與權之間重新取得平衡。中央與地方政府也應釐清權責，將可行措施轉化為各縣市都能參考的制度，而不是只靠個案發生後再臨時處理。

王彥嵓並再次提出建立教育人員「法律後援千萬基金」的主張。他表示，教師與校長依法執行職務，仍可能因管教、行政處分或校務管理遭到投訴與訴訟。現階段教育局雖會針對個案提供律師或法律協助，但大多仍屬專案式處理，並非穩定、常態且可預期的制度。

他建議，政府可研議設置規模明確的法律後援基金，例如編列一千萬元專款，讓教師及校長因公涉訟時，可以獲得專業諮詢、律師協助與程序支持。「我們談的不是解決某一個人的案件，而是建立一套讓所有教育人員都能安心執行職務的制度。」唯有讓教育工作者感受到權益受到保護，才有餘裕照顧學生與維護校園秩序。

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理事長李雅文則從南韓教權危機的發展脈絡分析指出，《鐵拳教育》之所以引發廣泛共鳴，並不是戲劇憑空創造衝突，而是南韓教育現場長期累積壓力後的社會投射。過去南韓高度強調兒童權益，只要家長指控教師涉及不當管教或兒虐，教師在事實尚未釐清前，就可能先遭停職，調查與行政程序對第一線教師造成沉重壓力。

李雅文表示，據南韓教育界長期討論，過去已有百餘名教師走上絕路，直到一名年輕教師在校內輕生，引發全國教師大規模走上街頭，社會與政府才真正警覺教權崩解已達嚴重程度，並開始修法與調整處理程序，從過去「接獲投訴即停職」，轉向先釐清事實、完成調查，再決定是否採取處分。

她認為，《鐵拳教育》的出現，正反映南韓社會對怪獸家長、惡意投訴及教育現場失序的集體焦慮。之後成立教權保護相關機制，核心不應是以強硬手段反制家長，而是透過專業制度，同時維護教師教學權與其他學生的受教權。至於專責單位實際如何運作、具備哪些法定權限，仍應掌握更完整資料後再做評價，不能直接以戲劇內容理解現實制度。

李雅文進一步比較東亞國家的因應方向。她指出，日本已開始將「顧客騷擾」與惡意濫訴的防制概念延伸到學校場域，讓教育人員面對反覆投訴、威脅及不當施壓時，有制度可循；南韓則透過修法強化教師保護，並建立教權保護相關專責機制；台灣近年也修正教師法，並陸續建立調處與溝通機制，顯示各國都已意識到教育現場不能只要求教師無限承受。

她肯定高雄市推動「溝通先行」，認為在正式啟動校事會議或調查前，先透過專業調處釐清誤會，確實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對立與傷害。但她也直言，這樣的作法仍然「太軟」，只能處理願意理性溝通的家長；若面對攻擊性強烈、拒絕對話、反覆濫訴，甚至刻意利用網路輿論施壓的極端個案，調處制度往往難以發揮效果。

李雅文認為，台灣真正需要正視的是家長投訴機制。只要啟動調查，即使最後證明教師並無違失，漫長程序本身就可能已經造成名譽、心理與教學工作的傷害。因此，未來應建立投訴案件的初步篩選與證據門檻，要求提出陳情者負起基本舉證責任，而不是讓教師在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反過來證明自己無罪。

她主張，對於曾有明顯惡意濫訴、反覆提出相同指控或完全欠缺具體事證者，應建立紀錄及限制機制。再次陳情時，除非能提出新的明確證據，否則可以不予受理；匿名檢舉也應有更嚴謹的審查標準，避免任何人只要透過匿名帳號或片面訊息，就能迫使學校啟動龐大調查程序。

李雅文特別指出，社群媒體已成為當前教育現場最難處理的亂源之一。她引用最近的案例指出，有些人並非事件當事人，也未必是學生家長，卻能透過新設帳號、片段截圖、部分公文或單方面說法，在網路上公開學校名稱、影射行為學生的家長是教師身分，迅速形成公審。媒體跟進報導後，殺傷力甚至遠高於正式陳情程序，但因帳號匿名、身分難查，學校和教師往往求助無門。

她說，校園性別事件的法制設計又更加複雜。部分案件只要媒體或網路出現相關訊息，即可能啟動公益檢舉與調查程序，與其他性別相關法律通常須由當事人提出申訴的模式不同。制度原意是避免弱勢學生無法發聲，卻也可能被匿名資訊或未經查證的網路內容利用，形成另一種濫訴風險。如何兼顧兒少保護、程序正義與教育人員名譽，已是台灣必須正面處理的課題。

對於近期有人提出恢復學生上、下課向教師敬禮，希望重建尊師重道文化，李雅文表示，她不反對將其納入品德教育，但認為這類措施主要具有象徵及宣示意義，無法直接解決惡意投訴、法律制度失衡與社群公審等問題。「它可以告訴社會，我們認為老師應該重新被尊重，也提醒大家找回東方師道價值，但不能過度期待只靠一個敬禮，就能改變整個教育環境。」

她強調，尊重應來自理解與內化，而不是強迫。若將敬禮變成僵化規定，反而可能失去教育意義。真正重要的是讓學生理解尊重教師、尊重同學與承擔責任的價值，同時透過制度保護教師，使尊師文化不再只是一句口號。

另一位不願具名的男校長表示，韓國成立教權保護相關單位的作法值得台灣關注，但是否能直接移植，仍應從長計議。他認為，必須先深入了解南韓專責機構的宗旨、權限、運作流程及實際成效，才能判斷台灣是否適合成立類似組織，不能只因戲劇引發話題，就倉促設置新的行政機關。

不過，他也直言，台灣教育確實已經出現嚴重失衡。多年來部分團體與社會輿論不斷強化學生和家長權益，卻未同步建立責任與界線，使教育制度的鐘擺逐漸向一端擺盪。教師的專業判斷、合理管教與學校行政權責被不斷壓縮，一旦發生爭議，教育人員常常尚未獲得說明機會，就先被網路輿論公審定罪。

他形容，台灣教育的鐘擺已「向左擺得太遠」，如今要重新拉回中間，就需要另一股能夠平衡公共討論的力量。但現實是，支持教師合理教學權與教育秩序的聲音相對薄弱，一旦有人公開指出教育失衡、社會團體施壓或教師遭遇不合理對待，往往立即遭到帶風向者網路圍剿、提告威脅或政治化批判，導致願意站出來發聲的人愈來愈少。

他認為，社會不能只有單一方向的民間力量。過去某些團體在學生權益保障上發揮重要作用，但當制度已經過度傾斜，就應容許另一股民間聲音出現，為教師、校長與學校行政的合理權益發聲。這股力量未必一定要由政府成立新機構，也可能由具有公信力的教育團體、退休校長、學者或校友組織共同形成，民間力量有時甚至比行政機關更具影響力與彈性。

這名校長表示，台灣目前的問題不只是某項法規或單一案件，而是社會對教育本質的理解正在改變。孩子的成長不能只有權利，也需要約束、訓練、責任與基本禮儀，從服裝、言行舉止到與師長同儕互動，都屬於教育的一部分。若所有要求都被視為壓迫，所有管教都被懷疑為侵害，學校便難以承擔培養人格與社會責任的功能。

對於恢復上、下課敬禮，他認為，日本與韓國校園仍保留相關禮儀，台灣過去也曾普遍實施，這類儀式確實具有長期形塑態度及素養的作用。他並不反對恢復討論，但強調形式並不是唯一答案，真正關鍵仍是如何將尊重、紀律與責任重新帶回教育現場，使教師專業、學生權益與家長參與維持合理界線。

他說，台灣整體社會氛圍尚未成熟，任何制度改革都不宜躁進，但也不能因問題複雜就停滯不前。建立教權保障可以從小處開始，包括投訴案件的分流、教師法律諮詢、專業調處人員培訓、惡意濫訴篩選及教育團體公開對話，逐步累積社會共識，再評估是否設置更完整的專責單位。

三位教育工作者的立場雖有差異，卻都指向同一個核心：保障教權不是要壓制家長與學生，而是讓教師教學權、學生受教權及家長合理參與權重新取得平衡。當教育現場不再被無限陳情、匿名攻擊與網路公審綁架，教師才能安心教學，學生才能獲得穩定而有品質的教育。南韓的制度能否成為台灣借鏡，仍須持續觀察，

但台灣教育已到了不能再迴避教權危機、必須啟動制度改革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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