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教育的責任與公公的承諾

曾經以「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讓李彩娥在面對外界希望她出來教學的聲音感到退卻，因為在她心中，她不是舞蹈家，所以，不能出來教學。當年在日本，已經18歲的李彩娥，儘管舞蹈實力已具備舞蹈家的資格，卻因為台灣發生戰爭，石井漠老師為了安全起見，無法安排她回到台灣進行鄉土訪問，當時，日本的慣例，是必須經過鄉土訪問才是舞蹈家，「所以我就沒有鄉土訪問，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不是舞蹈家，我就是內心感覺到我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李-1-9-7) 」、「所以我感覺得我不是一個舞蹈家，所以回來(台灣)以後，好多地方要請我出來表演我都不要，我不是舞蹈家我不要。(李彩娥)」。後來蔡培火先生向其公公遊說，應該鼓勵李彩娥出來，為台灣的現代舞努力，蔡培火認為，她是台灣第一位從日本學習現代舞的女性，如果一輩子在家相夫教子，相當可惜，應該出來為社會奉獻心力。而起先以女人應該在家相夫教子為由反對，但被蔡培火一席「為台灣舞蹈教育貢獻」的話所感動，公公終於同意，也鼓勵她應該表現自己的專才，為台灣的現代舞教育盡一分心力。「蔡培火先生這樣說，我公公就這樣說：『那這樣好，若是為了教育，我讓我的媳婦出去，記得！』所以到現在，85歲，我也是為『教育』這兩個字。(李彩娥)」

為了台灣的舞蹈教育，李彩娥終於覺悟自己這一生是要獻給台灣的舞蹈教育，她說，當時的心境也180度轉過來，對於一直所堅信的「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的信念，這時候也全被掃到腦後，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教育，她要全力以赴。「到了這裡，就有一個覺悟，一個概念，我們自己就是這樣，不能再想說沒有鄉土訪問就不行了，要盡心，人家上面要求我們為了教育台灣的舞蹈，就是那個教育，心，就這樣180度轉過來了(李彩娥)」，而這也是李彩娥一生創業的開端。

分析李彩娥從「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到為了台灣的舞蹈教育，心情180度的轉變，其實所顯現的，正是靈性的公眾面貌，如Berry（1998）所對「公眾靈性」的定義，即在公眾面前，靈性又呈現一種公義、熱愛、神聖的樣式，人們在關心社會文化等活動所經歷的真善美，可說是靈性的公眾面貌。而邱淑芬（2002）也指出，靈性也有具體形式的存在，例如愛的行動、對社會轉化的改革行動等。李安德（2002）則認為，靈性會驅使人類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具有環保意識與慈悲心，並且能超越個人的界限，抱持無私奉獻的精神。Elkins et al.（1998）則直指，具有高度靈性的人不僅具有強烈的正義感與慈悲心，而且願意奉獻自己，為他人與社會服務。Dei（2002）則認為，靈性除了內在的本質，最主要的是將其落實在個人外在的行為與舉止間，即如何將自己關懷社會的感受實際表現出來。Tisdell（2001）指出，靈性與文化、社會正義、社區認同均有連結。因為對文化、社會正義、社區的認同，讓個體產生了靈性的動力。也因為李彩娥對教育的用心，把推動台灣的現代舞舞蹈教育視為是一種責任，讓她可以轉化原本「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的信念，甚至在人生幾度遭逢重大病痛而無法教舞與演出時，如30多歲時一次舞蹈教學後的脊椎受傷不能教舞；為高雄市婦女會館籌募建館經費演出前在公車上的肋骨斷裂，必須醫生隨行打止痛針忍痛進行三天九場的演出；右腳阿基里斯腱斷裂，讓她不能跳舞還得用劃的編舞；此後，包括右乳腺瘤、惡性甲狀腺腫瘤、子宮子瘤…，都是一次次的生死交關，已經不是不能不繼續跳舞而已，但每每在病情痊瘉，她又迫不及待的教舞與演出，而堅持讓她在不斷的病痛考驗中不能放棄的很大的一個信念，便是教育。「剛開始嘛！教育還沒到那個教的，還沒教、教完…。(李彩娥)」、「不能倒下啦！」、「蔡培火先生跟我公公說要教育啊！」因為答應公公了就不能放棄？「對啊！事情要做完啊！」、「啊！做也不到一半嘛！」、「所以我的意志力很強啦！(李彩娥)」。」所以，李彩娥一生對舞蹈教育的執著與熱衷，如Berry等學者所說的「公眾靈性」。是教育在靈性的「公眾面貌」的一種具體的表現，而這種對教育的熱衷，社會的公義與責任，就李彩娥來說，還來自於她對公公的承諾，因為承諾已變成一種使命，轉化成為行動的力量，而這也是一種靈性的動力。(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