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教育的責任與公公的承諾
曾經以「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讓李彩娥在面對外界希望她出來教學的聲音感到退卻,因為在她心中,她不是舞蹈家,所以,不能出來教學。當年在日本,已經18歲的李彩娥,儘管舞蹈實力已具備舞蹈家的資格,卻因為台灣發生戰爭,石井漠老師為了安全起見,無法安排她回到台灣進行鄉土訪問,當時,日本的慣例,是必須經過鄉土訪問才是舞蹈家,「所以我就沒有鄉土訪問,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不是舞蹈家,我就是內心感覺到我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李-1-9-7) 」、「所以我感覺得我不是一個舞蹈家,所以回來(台灣)以後,好多地方要請我出來表演我都不要,我不是舞蹈家我不要。(李彩娥)」。後來蔡培火先生向其公公遊說,應該鼓勵李彩娥出來,為台灣的現代舞努力,蔡培火認為,她是台灣第一位從日本學習現代舞的女性,如果一輩子在家相夫教子,相當可惜,應該出來為社會奉獻心力。而起先以女人應該在家相夫教子為由反對,但被蔡培火一席「為台灣舞蹈教育貢獻」的話所感動,公公終於同意,也鼓勵她應該表現自己的專才,為台灣的現代舞教育盡一分心力。「蔡培火先生這樣說,我公公就這樣說:『那這樣好,若是為了教育,我讓我的媳婦出去,記得!』所以到現在,85歲,我也是為『教育』這兩個字。(李彩娥)」
為了台灣的舞蹈教育,李彩娥終於覺悟自己這一生是要獻給台灣的舞蹈教育,她說,當時的心境也180度轉過來,對於一直所堅信的「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的信念,這時候也全被掃到腦後,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教育,她要全力以赴。「到了這裡,就有一個覺悟,一個概念,我們自己就是這樣,不能再想說沒有鄉土訪問就不行了,要盡心,人家上面要求我們為了教育台灣的舞蹈,就是那個教育,心,就這樣180度轉過來了(李彩娥)」,而這也是李彩娥一生創業的開端。
分析李彩娥從「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到為了台灣的舞蹈教育,心情180度的轉變,其實所顯現的,正是靈性的公眾面貌,如Berry(1998)所對「公眾靈性」的定義,即在公眾面前,靈性又呈現一種公義、熱愛、神聖的樣式,人們在關心社會文化等活動所經歷的真善美,可說是靈性的公眾面貌。而邱淑芬(2002)也指出,靈性也有具體形式的存在,例如愛的行動、對社會轉化的改革行動等。李安德(2002)則認為,靈性會驅使人類勇於承擔社會責任、具有環保意識與慈悲心,並且能超越個人的界限,抱持無私奉獻的精神。Elkins et al.(1998)則直指,具有高度靈性的人不僅具有強烈的正義感與慈悲心,而且願意奉獻自己,為他人與社會服務。Dei(2002)則認為,靈性除了內在的本質,最主要的是將其落實在個人外在的行為與舉止間,即如何將自己關懷社會的感受實際表現出來。Tisdell(2001)指出,靈性與文化、社會正義、社區認同均有連結。因為對文化、社會正義、社區的認同,讓個體產生了靈性的動力。也因為李彩娥對教育的用心,把推動台灣的現代舞舞蹈教育視為是一種責任,讓她可以轉化原本「沒有鄉土訪問就不是舞蹈家」的信念,甚至在人生幾度遭逢重大病痛而無法教舞與演出時,如30多歲時一次舞蹈教學後的脊椎受傷不能教舞;為高雄市婦女會館籌募建館經費演出前在公車上的肋骨斷裂,必須醫生隨行打止痛針忍痛進行三天九場的演出;右腳阿基里斯腱斷裂,讓她不能跳舞還得用劃的編舞;此後,包括右乳腺瘤、惡性甲狀腺腫瘤、子宮子瘤…,都是一次次的生死交關,已經不是不能不繼續跳舞而已,但每每在病情痊瘉,她又迫不及待的教舞與演出,而堅持讓她在不斷的病痛考驗中不能放棄的很大的一個信念,便是教育。「剛開始嘛!教育還沒到那個教的,還沒教、教完…。(李彩娥)」、「不能倒下啦!」、「蔡培火先生跟我公公說要教育啊!」因為答應公公了就不能放棄?「對啊!事情要做完啊!」、「啊!做也不到一半嘛!」、「所以我的意志力很強啦!(李彩娥)」。」所以,李彩娥一生對舞蹈教育的執著與熱衷,如Berry等學者所說的「公眾靈性」。是教育在靈性的「公眾面貌」的一種具體的表現,而這種對教育的熱衷,社會的公義與責任,就李彩娥來說,還來自於她對公公的承諾,因為承諾已變成一種使命,轉化成為行動的力量,而這也是一種靈性的動力。(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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